中国古代十大商帮

在近现代经济活动中，商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现代商会的起源地一般被认为是欧洲的法国，那么在中国有没有近似的组织呢？事实上不仅有，而且有很多，在中国，我们一般称之为商帮，性质虽然类似于商会，但中国的传统商帮往往不以行业性质进行划分，而是以地域亲缘或者乡土关系为纽带，一般拥有会馆或者其他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因为籍贯相同而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口音，相同的生活习惯，甚至相同的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取向，从而形成同乡之间特有的亲近感和天然的信任感。在封建年代，商人们利用他们天然的乡里和宗族关系联系起来，相互支持，和衷共济，既规避了商人之间内部的恶性竞争，也能增强外部竞争力，同时还可以利用集体的力量更好的保护自己。在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时期，统治者向来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在社会阶层的排序里，士农工商中，商的排位最末。对于商人而言，国家没有明文的法律保护，而民间对于商人往往又冠以“无奸不商”的歧视，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商帮应运而生。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时期，因为各个王朝之间的兴衰交替，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各有不同，在中国历史上，诞生过大大小小很多商业组织，其中影响力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有十大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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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商帮各有特点，巅峰期也各有不同，分别是：

陕西商帮（秦商），山西商帮（晋商），徽州商帮（徽商），

江右商帮（赣商），广东商帮（粤商），山东商帮（鲁商），

洞庭商帮（苏商），宁波商帮，龙游商帮和福建商帮（闽商）。

一，陕西商帮，秦商

秦商，陕西商帮。秦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建都咸阳，在咸阳往北，修筑了从云阳抵达九原的直道，往西南新修了从咸阳抵达成都的栈道。在都城咸阳，设置了咸阳市，也就是咸阳交易市场，作为商贩贸易的最大场所，还设置了直市、平市、奴市、军市等专业细分市场。

由于大秦对国外商人采取的是轻税政策，使各地商贩贩运非常频繁。同时由于秦朝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可观上非常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增长，使秦商获得了第一次发展机会，并形成了历史上最早的地域性商帮，也就是陕西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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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汉代，因为承袭秦朝制度，商品经济仍然得到继续发展。汉王朝多次强制迁徙六国的旧贵族及商人的后裔到长安的周边地区定居，也培植了陕西商人的社会基础，使陕西商人的力量在汉朝得到巨大增长，对于传统农业经济也有很大影响，因为大汉都城位于长安，使“长安商人”之名流传于世。长安城规模庞大，人口接近25万，面积是罗马城的三倍，是名副其实的国际性大都市和全球商业中心。

发展到隋唐时期，社会经济的强盛和天子脚下的独特优势，让陕西商人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浪潮。丝绸之路、开拓北庭、茶马古道等，全国各地，甚至中亚各地都有了陕西商人及其商品的影子。在唐太宗励精图，在贞观后期到盛唐期间，长安已经发展成为城区面积84平方公里，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最大商贸中心，国内外商贾云集。

这个时期的陕西商人以“帝国商人”的雄姿，在大唐帝国所控制和所影响的广大地域内纵横捭阖，涌现了许多富可敌国的超级商贾。

而到了明清时期，明朝政府为了巩固边防，在陕西实施“食盐开中”的政策，也就是明朝政府利用国家控制的食盐专卖权，招募商人运粮来充实边疆，用以解决北方变阵的粮饷供给问题，以及在陕西实施的茶马交易，让陕西商帮迎来了第三次发展浪潮。

一直到清末，一系列的社会动荡，给陕西商人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关中财富被掠夺一空，陕西商帮的荣耀从此暗淡下来。

秦商，号称“三硬”，人硬、货硬、脾气硬。在今天的陕西富平县，自汉代以来就有一个镇，名叫直镇，据说是因为当地商人做生意一言九鼎，从不二价而得名。

二，山西商帮，晋商

出关中不远，在太行山以西，吕梁山以东，号称表里山河的山西，诞生了另一个著名的商帮。

自古山陕不分家，在明朝“食盐开中”和“茶马交易”的边疆政策中，陕西商帮迎来了发展的第三次浪潮，而在同一时期，享受到这两个政策红利的还有另一批商人，那就是山西商人，简称晋商。

在明朝时期，晋商势力尚不及秦商。此时食盐开中和茶马交易政策的主要获利者还是秦商，直到明末清初，晋商才迎来了快速发展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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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末年，一些山西商人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观内外，从事贩卖贸易活动，为当时的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提供关内的各类情报。

根据史料记载，在1618年，努尔哈赤就给与了山西商人极大的物资支持。在1637年，皇太极曾命令满族贵族带领百名内陆汉族商人，携带货物到归化城（今天的呼和浩特旧城）进行贸易。

在清军入关时期，满族军费猛增，财政一度十分困难，督察员参政祖可法、张存仁建言：山东是运粮之道，山西是商贾之道，需要招安安抚，如果这两个省纳入我们的统治版图，那么财政税赋有了来源，国家的支出就有盈余。满族政权在此后对山西商人更加多有优待。

到了顺治初年，清朝政府将山西商人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业在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清军在占领全国过程中，以及后来各类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在康熙朝中期，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着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卖军粮、马匹等军需品，同时和蒙古人做生意，这些商人中，绝大多数是清朝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朝廷也给与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让他们大获利润。

在清兵入主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化城商业蒸蒸日上。内外蒙古草原和松辽平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在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俗称东口和西口，而当时张家口的八家最大商家都是受到清政府特殊照顾的山西商人，也就是有名的八大皇商。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山西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跃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多由山西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匹行当多是翼城人，现在北京的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的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随处可见山西商人活跃的身影。在清一朝，山西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比如运往印度尼西亚的茶叶，很多都是由山西商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经出海口再转运南洋。

对俄贸易中，最早最多的也是山西商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商人开办的分号或者商号。

还有朝鲜的人参，是榆次常家的主要货物，而介休的范家，几乎垄断了中国当时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在清朝统治期间，晋商既是大商人，也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而山西商人创办的票号，有汇通天下的美誉。

山西境内，现在还存有很多晋商大院，不过那是晋商个体的家宅；而遍布全国的山西会馆，才是晋商商业帝国的真正见证，也是晋商的商业奇迹成就的根本基石。据考证，从1656年到1888年，晋商建在全国各地的山西会馆有500余座。晋商以这些会馆为依托，拜关公，讲忠义，缔造了晋商的商业帝国。

直至清朝后期到民国时期，晋商的辉煌落下帷幕。

三、徽州商帮，徽商

在明朝人宋应星写的《野议·盐政议》中记载，当时天下商人中，资本最雄厚的，基本以秦商、晋商和徽商为主。宋应星讲的是明朝万历时期，当时国内势力最大的三大商帮。分别是秦商、晋商、和徽商。

明朝人眼中的另一个超级商业集团，徽商，也就是徽州商帮。

今天的安徽省名字的由来，是分别由安庆府和徽州府各取一个字组合而成，其中徽州地区身处吴头楚尾，属于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不便，开发的很晚，在汉代以前，人口稀少，而史称衣冠南渡的晋朝末年、唐朝末年、宋朝末年的三次大的移民潮，从北方迁徙到徽州的大量人口，加快了徽州的开发。

徽商最早经营的一般是山货和粮食，如木材、墨水、油漆、纸张、桐油、茶叶、盐、棉及粮食等。

到元末明初，徽商资本已经非常雄厚，有记载朱元璋进攻安徽缺少粮饷，徽州商人江元一次捐助饷银就有十万两，到明朝成化时期，徽商进入盐业领域，对在这一领域的传统秦商、晋商造成了强力的打击，以盐业为中心，徽商开始在中国商界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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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明朝中期到清朝乾隆末期，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持续了300年，无论从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的行业和资本，都在全国各大商帮中的首位。当时，经商，已经成为徽州人的第一等营生。成年男子中，经商的人数占据了7成以上。活动的范围遍布全国，甚至涉足到日本、暹罗、东南亚及葡萄牙等地。

时间走到清朝道光时期，1831年，清朝开始盐业改革，靠盐业发迹的徽商商业帝国开始出现衰落迹象。

随后的清朝末期，左宗棠财政改革，对国内典当行业的垄断和外国银行的入侵打击了徽商的典当行业。

茶叶、木材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不断亏损。

曾国藩和太平天国军的拉锯战，致使徽州十室九空，生灵涂炭。

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外国商品倾销，徽商所经营的行业大多被替代。

同时期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关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了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了操控、垄断和独占的地位，慢慢退出领袖舞台，到清末和民国时期，徽商落幕。

徽商在中国十大商帮中，最显著的特点是儒化，文风鼎盛是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之所以贾而好儒，一是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要求商人必须要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以求厚利；同时，随着商业的扩大，也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再加上徽州地区儒学风气浓厚，很多徽州商人从小就接受较好了儒学教育，学习孔孟儒家的思想说教和伦理道德。

有记载，徽州商人郑孔曼，出门必带书籍，在做生意的间隙读书，他每到一个地方，在商务活动的余暇，马上就拜会当地的文人学士，和当地士子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文章。他的同乡郑作，也嗜好读书，四处经商的时候，人们常看到他出门带着书，很多认识郑作的人在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是个商人的样子。

像郑孔曼、郑作，并不是徽商中的个案，类似的徽商是徽商群体中的普遍现象，因此给人留下了徽商是儒商的印象。

四，江右商帮，赣商

同属江南中下游，除了徽州商帮之外，在江南西道区域，活跃着另一群商人组织，名声不显，却名副其实的雄踞了中华工商业将近千年，从宋到清，横跨900余年，是中国商业历史上活跃时间最长的商帮之一，占据了中国商业史的半壁江山。

在唐朝贞观年间，全国共设置三百六十州，到开元年间，李唐将天下分为十五道。期中有一道为江南道，又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三个监察区。

其中江南东道辖区为今天的江苏苏南、上海、浙江全境、福建省大部分地区以及安徽徽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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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西道为今天的江西省，安徽的芜湖、池州、湖北的鄂州、湖南岳阳、长沙等地。

到唐朝乾元时期，撤销江南东道，重新设置浙江东道节度使、浙江西道节度使和福建节度使。此后不再设置江南东道。撤销江南西道，以原来江南西道区域设置为江西观察使，基本等于今天的江西省地域。

而从北往南看，江西位于江南的右边部分，江东位于江南的左边部分，因此扬州等江东地区被称为江左，而江西被成为江右。

这群活跃的商人组织，就是江右商帮。

唐代以后，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转移，江西成为全国经济的重要中心，在古代，这里的地理位置太优秀了，远离中原战乱，还坐拥南北东西通道。把持着京杭大运河、长江、赣江、珠江的黄金水道，贸易往来不绝。

到北宋时期，江西地区户籍人口446万，占据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位居全国首位。

到公元1300年，江西户籍人口达到1400万，江西地区在册的户籍数量和人口数量分别占据全国总数的22%和23%。而江西地区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口稠密，所以很多人弃农从商。

在古代中华工商业，江右商帮以从业人员数量、操持行业数量、实力和渗透力强劲称雄，发展到明代，江西对外大幅移民，在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潮中，江右商帮伴随着移民潮同时也在进行经济的扩张。在湖广地区，没有江右商帮则不成市场，在云贵川地区，没有江右商帮侨居，则不成其地。这样的移民运动也在持续巩固江右商帮的影响力。

随着江右商帮的影响力遍及全国，江右商帮的另一项独特标志也拔地而起，那就是江右商帮独有的标志性建筑，万寿宫。

至今在全国各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的万寿宫遗址，就是江右商帮在当地兴建的独有建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地的万寿宫建筑数量，至少达到过惊人的一千五百座。

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江右商人，只要有实力，都会建起这一江右商帮的独有标志建筑，作为江右商帮的议事场所，同时兼顾公共事业、朝拜祭祀、商业中介、活动集资等各种活动。

清朝史料记载，有一布行，叫一文钱，据说创始人穷的只剩下一文铜钱，通过买面粉，捡破纸，鸡毛，捏泥土玩具来卖，后面发展到小本经营，从事小生意，再到省城建立布行，走上较大经营。从中也反应了江右商人的经商能力。

到鸦片战争之后，活跃了900年的江右商帮开始衰弱，一是近代铁路和交通中心从水路转向陆路。南北交通改走两湖和河南河北，海运过广东、浙江、江苏。

自此，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江西开始处于一种封闭、落后的状态，至今还有环江西经济带、环江西高铁带的戏称。

江右商帮存在以商脱贫、小富即安的特点，在经商成功后，资本主要流向修建祠堂、救灾、助学、建桥修路等社会性投资和生活性投资，虽然江西在古代中国文风鼎盛，但另一方面也制约了江右商帮的资本发展。

加之国际市场的打击，以景德镇瓷器为例，本来瓷器是江右商帮的重要经营行业，明朝开始，景德镇瓷器的出口占据全国出口量的一半，而随着欧洲和日本的瓷器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瓷器失去垄断地位，被慢慢排挤出欧洲市场。

到180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完全停止从中国进口瓷器，此后，中国瓷器又相继失去了美洲市场和东南亚市场，再往后发展，清末到民国时期，中国开始进口欧洲瓷器，到1918年，从外国进口的瓷器价值已经达到120万两白银。

同时，清朝末期到民国时期，江西经历了两次长时期的巨大的战火蹂躏，连绵不断的战争对商帮赖以生存的茶叶、纸张、木材、瓷器等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商业资本也被掠夺一空，尤其是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和太平天国以江西、徽州为主战场，反复绞杀，百姓十不存一，商业发展和生存的基础被抽干。至此，江右商帮持续900年的地位不再，只剩下全国各地的万寿宫见证着江右商帮曾经的辉煌。

五，广东商帮，粤商

近代以来，由于外国军事、经济势力的不断入侵，中国也开始有意识的迈进近现代工商业的进程中去，曾经名噪一时的传统商帮因为各种原因而逐渐衰退，而广东商帮却伴随着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

广东商帮又被成为粤商，基本上可以细分为广府商帮、潮汕商帮、客家商帮、雷州商帮、海陆丰商帮以及其余广东各地的商帮，主要是由广府商人、潮汕商人、客家商人组成。

相比较以上几个商帮，广东商帮历史较短，主要活跃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近代至今。

粤商的早期代表在广府，其中以十三行最为突出，主要从事贸易和运输。

清代，广州十三行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窗口，让粤商在外贸买办行业中显赫一时，在通商口岸开埠后逐渐向近代商人转变，粤商也成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商帮之一。

所谓广州十三行，是指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一段时期，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一种特殊组织。1684年，广东政府招募了13家比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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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7年，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而十三行就此成为当时全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渠道。后来行商家数变动不定，少的时候只有4家，多的时候有二十多家。但十三行这个数字始终是这个商业组织约定俗成的称谓。在此后的一百多年，十三行向清政府提供了40%的关税收入。

除了广府商帮，粤商的第二支代表是潮汕商帮，潮汕商帮的主要空间在海洋，是一只具有海洋性格和海洋文化的商帮，在清政府终结海禁后，所有的船只要编号并且在船头涂抹颜色进行区分，苏州是黑色，浙江是白色，福建是绿色，潮州是红色，故此潮商又得名红头船。

广东商帮的第三支代表是客家商帮，但客家商帮是以民系命名，指的是汉族民系中的客家民系，类似于江右商帮中的江右民系，客家商帮主要指的是福建、广东、江西三地的客家商人组织，而客家人的分布也主要在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在近代以来，客家商帮从广东每周等地远渡重洋，外出谋生，遍布港台及东南亚。

广东商帮不仅对广东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还多全国各地的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活跃于中国经济舞台之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六，山东商帮，鲁商

山东商帮，也就是出自山东的鲁商，历史上的鲁商在名气上虽然不如晋商徽商那样名气很大，但在明清两朝的巅峰时期，也控制了京畿地区和华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绸缎布匹、批发零售、餐饮行业，尤其是在东北地区，鲁商凭借地利与人和的优势，纵横驰骋，名声很大。

和历史上其他九大商帮相比，鲁商具有独占北方的优势。

最早的鲁商代表应该是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名人端木赐。端木赐，字子贡，孔子的得意门生，是儒商的鼻祖，也是孔子三千弟子中的首富。所谓端木遗风，说的就是子贡爱做生意，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说法，是民间信封的财神之一。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代表，那就是春秋战国时期辅佐越王勾践的范蠡，在帮助勾践达成灭除吴国的霸业之后，急流勇退，在齐国隐姓埋名，在今天的山东定陶一带经商，自称朱公，成为富甲天下的大商人。人称陶朱公。

可以讲，中国古代历史上，子贡和范蠡可以是祖师爷级别的商人代表。但事实上，孔孟之道的重农轻商，在秦汉以后，尤其是汉朝开始采取独尊儒术的政策，从政治经济思想方面对鲁商的压制十分彻底，在此后的一千多年时间，中国经济舞台上基本没有鲁商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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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中期，由于人口暴增、战乱频发、自然灾害不断等各类原因，导致山东流民增多，而其中很多有头脑的人借用山东的交通便利开始经商，至此，鲁商再次活跃在中国的经济舞台上。

到了清代，山东商帮崛起，清朝廷对商人到关外贸易一直实行的是开放政策，鲁商出关经营的商人数量仅在乾隆年间就有万人，这时候的鲁商远道经商，不带家眷，挣到钱就回关内。

在嘉庆之后，东北开始对关内开禁，在闯关东大潮中，鲁商一是数量在增加，而且鲁商开始定居东北。

上百年的经营攻略，让鲁商在清朝后期到末期，主导甚至控制了东北地区的各项商业活动，当时在东北地区和鲁商竞争的还有另一大商帮，就是粤商。不过粤商在东北经营的比较失败，慢慢退出了东北市场，至此之后，鲁商基本上以绝对的优势控制了东北的工商界。

七，洞庭商帮，苏商

洞庭商帮又叫“洞庭帮”、“洞庭山帮”、“山上帮”或“洞庭山人”，这些几乎成了“苏商”的主体。这个不以苏州、也不以吴县为名而只是以洞庭东西山的山名为名称的商帮，其历史已是久矣！

明代苏州的小说家冯梦龙把这商帮的情况最先写进了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里。小说中写道：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

洞庭商帮是成形于太湖中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的商人集团。洞庭东西山位于今苏州市西南，原是太湖中面积最大的两座岛屿，由于泥沙淤积，东山的东北现在已与陆地相连。

东洞庭一名莫厘山，一名胥母山，因在洞庭山之东，故明时始称东洞庭。西山古称林屋山，又称包山、禹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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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洞庭两山处于太湖之中，对外交通全靠水路，老弱妇幼皆善操舟弄戈，加上太湖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明朝谚语云“太湖熟天下足”，除了粮食作物外，其它物产也高度商品化，所以洞庭百姓占有先天的商业优势。

明朝时期，洞庭商帮兴起。冯梦龙《醒世恒言》中说：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因此当时也有“钻天洞庭遍地徽”的谚语，可见势力之盛。

洞庭商帮活动的主要区域有：第一运河沿线，这个区域又可以分为两块，即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和长江以北的广大北方地区。第二，长江沿线，此乃洞庭商帮最为活跃的一个地区。第三，通商口岸上海重镇。鸦片战争之后，在长江沿线与运河沿线活跃的洞庭商帮就开始转战上海了，特别是太平天国之乱加重了这种转战。他们或者充当外国银行和洋行的买办，或者自己开办钱庄和银行，当然也经营自己的老本行丝经和丝绸业，同时经营洋纱洋布业，甚至开办工业企业，开始了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换。

八，宁波商帮，浙商

宁波商帮的形成是在明朝后期到清朝初期。形成的主要标志是宁波商人在北京创设鄞县会馆。

鄞县会馆创立的时间在明朝万历到天启这一时期，创办者是鄞县在京的药业商人。稍晚于鄞县会馆的是清初创立的浙慈会馆，即“浙江省慈溪县成衣行业商人会馆”。

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下辖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在外埠经商的商人。兴起于明末清初，但后来居上，鸦片战争后特别是民国时期称雄商界。

濒临海口及政府政策的原因，导致宁波明朝以前盛行海外贸易。

唐代时期，宁波（明州）就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港口了。宋代时期，明州成为著名的海上陶瓷之路的启航地。明朝时期政府行海禁政策，只发展官方的朝贡贸易，伴以勘合制度，规定明州只许日本贡船入港（朝鲜改走陆路），导致宁波兴起了走私贸易。

宁波府所属的双屿港、烈港、岑港，成为民间走私商人最活跃的地盘。但是政府把他们称作倭寇，典型代表就是王直。现在一些国人一听倭寇，还把王直这样的商人目作汉奸。其实是政府奸，王直只不过争一个贸易自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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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为了维稳，政府无所不用其极地打击海外贸易与海商，于是宁波商帮开始转向国内经营，并且在明末结成商帮。

康熙二十三年（1684）政府开海禁，行四口通商制，宁波即为其中之一，所以宁波商帮大发展，除了原先的药材业、成衣业、银楼业、海味业、粮糖业之外，又发展出一个特别牛的行业：埠际间的沙船贩运贸易（后来由沙船业又扩展到了轮船航运业）。靠这个挣钱后又迅速攻占钱庄业和银行业，上海的钱庄与银行市场基本上被他们所操纵，甚至清末的近代商业组织——上海总商会也由宁波商帮控制。他们讲乡谊敦睦谊，在各地设立会馆公所，联手开拓根据地，抢战市场，遍布国内国外遍，除了原先的传统行业，新式行业，比如进出口贸易、日用洋货业、呢绒洋布业、钟表眼镜业、五金颜料业、西药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及各种新式服务行业，到处都少不了宁波商帮的身影。

可以这么说，鸦片战争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宁波帮都是商业舞台上强劲的一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宁波商帮中的一部分转移到了海外，香港、日本、欧美等地成了他们新的落足点。直到现在，宁波商帮在海外的声威不减当年。

九，龙游商帮，浙西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

龙游历史上有一个当年堪称国家级的大“帮派”，当然，这个大“帮派”系明清时列全国十大商帮之一的龙游商帮。龙游商帮虽以龙游命名，但并非单指龙游一县的商人，而是实指浙江衢州府所属龙游、常山县、西安（今衢县）、开化和江山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之名，简称“龙游帮”。

龙游县位于浙江中部偏西南的地方，南北环山，自西至东，只有一线溪河以行舟楫，上达江（山）常（山），下通杭（州）绍（兴），为忂州府要道，地当浙闽皖赣四省要冲，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当地的丰富物产，给龙游商业提供了诸多优势。龙游商帮行业范围大致有：纸商、竹木茶油漆之类的山货商、药商、珠宝商、海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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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游商帮并不限于龙游县，实际包括了忂州府西安、常山、开化、江山、龙游五县的商人，其中以龙游商人最多，经商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之名。龙游商帮发端于南宋，鼎盛于明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衰落于光绪以后，为宁绍商所取代。

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上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

龙游商帮活跃的时间长度并不长，和其他大商帮相比，可以说是行色匆匆的消失在历史舞台，一是当时的交通变化及战乱，确实对商帮的发展有很大的阻碍，但浙西地区浓厚的传统文化导致了在当时，浙西一带，商业和商人处于社会鄙视链的底层，重农抑商和重士轻商的环境，再加上强烈的宗法观念，导致了龙游商人大多数都没有对商业持之以恒，龙游商帮中自始至终从事商业的人极少，大多数人无论是发家致富还是经营赔本，最终以路叶归根，回归宗法、农业的老路上，或者将获利的资本投入到官场、建筑，几乎没有投资到产业扩张的例子。

十，福建商帮，闽商

《山海经》中记载：闽在海中。

福建人与生俱来同海洋为伴，闽商的发展也与大海息息相关。

相对于民风较为保守的北方和内陆，闽南人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的意识。传统文化注重的安土重迁，“父母在不远游”，在闽南几乎没什么影响力。

闽人经商最早见于史书记载的是从南朝末期开始，除进行国内的商业活动外，还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有定期的商贸和海船往来。闽人的崇商意识发端于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治闽期间，他利用福州、泉州多良港，使之成为南北乃至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元代曾在泉州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使“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因闽地“负山环海，田不足耕”，加上封建剥削的苛重，闽人为了谋生而“轻生死”，从家乡带着丝绸、药物、糖纸、瓷器、手工艺品等特产，搭上商船，从福州或泉州出发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运销世界各地。有些商人因经商需求，开始定居异国他邦。长而久之、代代相传，福建商人成为侨居国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有人曾经这样形容闽籍商人：“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人”。据统计，福建现有海外华侨11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的港澳同胞约 120多万人，闽籍台胞几百万人。这时期，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就是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从地域而言，闽商又派生为福州、泉州、兴化、延平、漳州、宁德等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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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商帮中，以福州和泉州最为重要，是闽商的杰出代表。福建商帮以海商为主。它初兴于晋唐，经过宋元时代的发展，明清时期发展到顶峰。

福建背山面海，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唐末，陆上“丝绸之路”衰败，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除了广州，福建泉州也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由宋末至元，泉州地位甚至超过广州，被誉为当时世界最大的贸易港口之一。

明朝，政府实行官方垄断的朝贡贸易，民间片板寸货不得入海，走私商贩遂逐渐兴起。由于与欧洲海商海盗的竞争，更由于要应对来自背后，也就是中国政府的高压与严禁，所以福建商帮也意味着武装商帮。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也很不满意，中国政府规定他们十年一贡，每次船不得超两艘、人员不得超二百，虽然他们经常找各种借口超限上贡，但远远满足不了正常的贸易频率，于是中日商人互相结合，不让做生意，就给你们骚扰，政府不问清红皂白一律称他们为海寇、海盗甚至倭寇，于是中国诞生了戚继光等抗倭名将。其实，如前所述，他们大都不是什么寇，无非是争取贸易自由的商人而已。所以倭冠在东南沿海此起彼伏，浙东消停了，福建起，福建消停了，广东起。嘉靖四十三年（1564），倭患大致消除。

在一些官员的建言下，隆庆元年（1567）政府终于开关，准许商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互市。虽然规定商人下海必得向政府申请引票，且在船只数目、贸易地点、人员货物等方面都有限制，对日本倭奴更是严格禁绝，但毕竟由非法的地下状态走向了公开的正常贸易，所以福建商帮大大发展，而且发展出了专门针对日本的犯禁商帮，如著名的郑芝龙集团（郑芝龙甚至娶日本女人为妻）。

崇祯元年（1628），郑芝龙接受了明朝政府的招抚，并借这种优势吞并了其它商团，建立了海上郑氏王国，福建乃至东南沿海各省所有海舶船只，没有郑氏令旗，不得私下往来，每过一船得交保护费，每年收入达千万。可惜好景不长，江山易主，满清入关，郑芝龙之子郑成功反清，后退守台湾，政府执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福建商业遭遇沉重打击。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统一台湾，郑氏余脉不存。

康熙二十三年（1684），福建泉州衙口人靖海侯施琅等群请开放海禁，为朝廷所采纳，并在厦门设立海关，福建商业元气渐渐恢复，厦门也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对外贸易港口。只不过，过去的时光不再来，东南海上王国已被西欧各国的东印度贸易公司所掌控，福建商帮再也恢复不了明朝时期的荣光了。

中国历史十大商帮之衰弱消亡

十大商帮作为在中国商业历史上的重要存在，在各自的时期、领域和地区都起到了主导的作用，成因却各有不同。

如秦商、晋商、徽商，主要倚仗政策红利，而江右、广东、福建等主要倚仗地利交通或者通商口岸，同时还有像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走西口、闯关东等人口移民，也是商帮的成因之一，还有在当时的社会及文化环境下，商人往往是最迫不得已的谋生手段，也有自然、耕种环境恶劣的影响因素。

中国历史十大商帮，都以地域划分为主。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和乡亲作为纽带，这些商帮的特性，既助推了商帮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大大制约了商帮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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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地域特点，各商帮也产生了不同的特征，比如北方善义，南方善商，北方厚重，南方灵活。又如江右商帮建筑万寿宫，福建商帮建筑妈祖庙等。

历史上的传统十大商帮还有一个普遍特性就是官商联结，商人通过攀缘政治势力以获取垄断利润，政治通过权力而参与商业获利，在封建古代，也注定了商帮最终消失的必然命运。比如著名的徽商代表胡雪岩，因为辅助左宗棠有功，曾被朝廷赏赐黄马褂，一度富可敌国，但最终的下场还是倾家荡产。

在近代时期，频繁的战乱和伴随西方军事入侵的经济入侵，也是对中国传统商帮的致命打击，西方世界的商品输入，导致本地商帮各个产业全面崩塌。

除了外部原因，封建社会下商帮的封闭、保守等思想，也往往使得商帮难以取得更大发展。最终和那个时代一起消亡于历史的尘埃，只留下各地的会馆、建筑、宫殿，让后来人依稀知道以前有这么一群长袖善舞的超级商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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